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０日，方显廷先生（１９０３～１９８５）在瑞士日内瓦寓所悄然离世，终年８２岁。方显廷是谁？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的中国学人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无论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是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都查不到他的名字。而这位在１９４９年以后逐渐从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中消失的人物，
一
方显廷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进入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工，后受著名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考入南洋模范中学；１９２１年，方显廷赴美留学，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随即转入纽约大学；１９２４年获得纽约大学文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嗣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当时著名商业史教授克莱夫・德埃（Ｃｌｉｖｅ Ｄａｙ）。１９２８年以《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为题的学位论文，提出新见，受到好评，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９年１月，方显廷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史课程，同时着手天津地毯业的调查工作。１９３１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方显廷在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方显廷在南开大学的８年中（１９２９～１９３７），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著；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显廷随学校辗转至大后方，彼时南开和北大、清华两校合并，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１９３８年方显廷又受命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秘书长，驻贵阳主持工作；翌年，南开经济研究所迁移至重庆，方显廷即转赴重庆主持研究所工作。在方显廷的主持下，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６年，研究所先后培养了七届研究生，并编辑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３年，方显廷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赴美。在美国访问期间，方显廷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以客籍研究员的身份进行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他尤其注意收集有关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著述，为弥补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导致的外国学术资料短缺的情况，他为南开经济研究所购置并募得一批当时凯恩斯经济学说的最新著作。在一次研讨会上，方显廷做了有关《中国的战时经济》的讲演，介绍了战时的中国经济情况，后又撰写出版了《战后中国之工业化》一书。当时，方显廷在哈佛出席了诸多一流经济学家的讲座，内容涉及财政问题及政策、不完全竞争、经济史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等等。为了战时的工作需要，也为了取得以后在自己国家进行经济工作必要的工作经验，方显廷受美国经济作战委员会的对敌工作部领导人詹姆斯・舒美克之邀，到对敌工作部的中国情况小组担任首席经济分析员。
１９４４年方显廷回国后，受命主持制订中国“战后五年经济计划草案”的工作，１９４６年在上海担任新创建的同德经济研究所（即后来的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经济问题、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并编辑各种经济资料。１９４７年，应联合国邀聘，方显廷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年鉴》，１９６８年退休后转入新加坡南洋大学（即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主持编辑《南洋大学学报》；１９７１年退休后定居于瑞士。１９７２年新加坡南洋大学首次在受衔人缺席情况下授予方显廷该校荣誉教授。１９７３年他用英文写下了回忆录：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ａｔ ７０，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７５（《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并于１９７５年在新加坡出版。这是方显廷对自己一生事业、经历的回顾，人们从这部回忆录中不仅可以了解这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从工厂学徒到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的传奇一生，更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代学人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二
使方显廷留在历史记忆中的是他的学术贡献，但是今天的学界对他所知甚少。除了《南开人物志》中有其简略传记外（王文俊主编：《南开人物志・第一辑》，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６～第１９３页），对方显廷学术生涯的介绍在其《自述》出版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方显廷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的一系列专业著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如《中国之棉纺织业》（南京国立编译馆１９３４年）、《天津地毯工业》（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１９３０年）等。方显廷与何廉一起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参加和领导南开物价指数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南开指数”或可说是当时唯一完整的物价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和无可取代的。
方显廷是最早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撰写了许多中国经济研究方面的专著和调查报告，并编辑了大量的中国经济资料。他极为注重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指出：“四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是以近似值的观点，而不是以量的精确性来观察事物。以国家的人口统计为例，在１９５３年北京政府所做的仍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和不够充足的人口普查之前，其数据可以偏离准确度达数以千万计；某些情况下，数字的起伏波动在３亿到４亿之间”（《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９月版，第７８～７９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方显廷明确提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愿望是：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第７８页）。
必须指出，方显廷一生致力于将西方所创立的经济学“中国化”。他指出：“如果可以将‘口号’这个词使用到学术问题上的话，特别是考虑到所谓‘制度化’的因素，那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口号就是要把经济学‘中国化’”（第７８页）。他回国不久，就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如对天津地毯工业、织布工业和针织工业的行业调查，以及对河北高阳纺织业的调查等。这些工作实际上就是他着手将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步。他之所以极为注重实证研究和实地考察，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个案研究资料和数据，更谈不上具有全面可靠的连续性统计数据；而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首先就要从实证研究、从研究个案入手，只有在微观和个案调查研究积累到一定量的情况下，构建宏观理论框架才有可能。这个思想贯穿了方显廷的一生。在以后他供职于联合国亚远经济委员会期间的１８年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所有国家，在通过实地考察，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后，他才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具有坚实的基础。
除了具有良好的西方经济学素养，方显廷同样受过严格的西方史学的训练。他对欧洲经济史的深刻理解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中，他对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提出的见解，显示出他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学方面娴熟的驾驭能力，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或东南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融会中西的基础。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领域中行业史研究的开拓者，方显廷早期著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所进行的行业调查，如《天津织布工业》（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１９３１年印），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对天津织布工业调查之结果。《天津针织工业》《天津地毯工业》等同样也是如此。
方显廷的代表作《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１９３４年）是第一部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中国棉纺织业之历史及其区域之分布、中国棉花之生产及贸易、中国棉纺织品之制造与销售、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中国棉纺织业之组织、中国之手工棉织业、中国棉纺织品之进出口贸易、中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等八章，全面论述了中国棉纺业历史与现状。如在第四章“中国棉纺织业之劳工”中，他通过数据详细论述了棉纺业的劳工人数与性质、劳工状况、劳工组织、劳工立法、劳工福利设施等问题。在最后一章中则概括地分析了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阻力，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发展前途等。书后附有大量统计表格，至今对了解中国棉纺织业历史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方显廷还主编了《中国经济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版），这是一部有关现代中国经济论文的论文集。其中共收录了由何廉、方显廷、吴大业、丁洪范、陈序经等学者撰写的论文九十四篇。这些文章大多原载津沪《大公报》之《经济周刊》和《独立评论》《交易所周报》《行政研究》《国货研究月刊》《南大半月刊》等杂志，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由于方显廷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功底和造诣，何廉延揽他共同创建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抗战前，他们便选择若干重要行业进行深入的工业调查，如《中国工业化之程度与影响》（何廉、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天津情况之研究》，（何廉、方显廷；天津，１９２９年）等；何廉在回忆录中说：“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讨论围绕着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决定让该委员会通过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和影响进行探讨来开展研究工作，就以天津地区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由于在这方面未受过训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邀请一些经济史专家或工业经济专家来指导这次研究工作。我在耶鲁的同学和密友方显廷，在克莱夫・德埃（Ｃｌｉｖｅ Ｄａｙ）教授的指导下刚刚完成了经济史的博士论文……他对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工业结构很有研究，而中国的工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情况颇有与其相似之处。我向张伯苓校长推荐，由他（方）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史教授。张校长对于我的推荐十分赞同，并且提议在１２月份方到达时由我去上海接他。我照办了。方在上海接到了许多聘书，可是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一起来到天津，１９２９年１月上旬，就走马上任了”（《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３页）。
方显廷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实行工业化，必然要关注中国农村。上世纪三十年代，方显廷对河北省高阳县之乡村小工业所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华北乡村织布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天津，１９３６年）；《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１９３６年）；《华北工业企业之兴衰》（方显廷、毕相辉，天津，１９３６年）等著作。书中除了对高阳县纺织工业的调查，对当时农村经济的状况也多有叙述。战后，方显廷又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方案的制订。方显廷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个重大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有所发展和深化。早年他就主张扶植民族资本，避免外资的引进对于民族资本的伤害。抗战胜利之后，鉴于日寇的侵略将中国工业基础毁坏殆尽，方显廷转而提出要借助外资的力量，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当然，持有这种见解的学者并非他一人）。尤可注意的是，他虽然参与了战后中国第一个工业化方案的制订，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这个方案，尤其不赞同这个方案把对农业的投资压缩到一个极小的比例。他指出：“从以上资金分配比率看，十分清楚的是：重点首先放在基本设施，然后是制造业和采矿，而最后才是农业。这一对于农业的忽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中也同样反映出来。而对这一忽视的纠偏措施，只有在体验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饥馑那代价高昂的痛苦经历，使经济恶化之后，才得以实施”（第１２２～１２３页）。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这都是一种真知卓见。没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刻了解，是不可能对在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的。
三
方显廷的另一大历史功绩是他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很多出自他的门下。如北大的陈振汉先生和赵靖先生、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滕维藻先生、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顾问的钱荣?先生、宋则行先生（即回忆录中的宋侠）、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黄肇兴先生、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保安先生（即吴于廑），曾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勇龙桂先生，以及杨学通、杨敬年、杨叔进、崔书香、王正宪、陶大镛、陶继侃、李建昌等先生。尽管这些学者中不少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命运多舛，但还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出了贡献，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
方显廷对于南开学风之形成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因有方显廷、何廉等一批一流的学者，在当时的学术界得以独树一帜，与国立的北京大学，教会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并列为中国第一流高等学府。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方、何等这样一批学者，才使得南开形成了自己重视实际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独特学风。国内大学能有自己独特学风的屈指可数，南开学风之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方显廷与有功焉！
方显廷旅居海外多年，但从未忘记祖国。他在１９５３年联合国的《亚远经济年刊》上发表的《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５３）一文中，对大陆经济发展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以至于在１９５４年２月亚远经济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引起与会代表的激烈辩论。联合国甚至为了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争端而要求秘书处另选《年报》及《季刊》的主编，但（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长、印度经济学者洛克内森博士（Ｐ． Ｓ． Ｌｏｋａｎａｔｈａｎ）力主公道，拒不同意。他后来在１９５５年致方显廷的信中提到：“我要特别称赞的是您在百忙中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有关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情况的那一章。它也许曾招致无数的批评与指责，然而没有人能够对您曾为使它尽可能有价值，因之付出的艰苦劳动所换来体现在那篇介绍中的高度客观性提出疑问”（第１７５页，注１）。１９８１年在他回国的短暂期间，在与他的老友钱昌照（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先生会见前，曾对女儿说：“我要把在国外看到的、听到的向钱先生汇报，或许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所裨益”（第３７２页）。
作为一位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方显廷后半生致力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联合国亚远经济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关注亚洲的经济发展。他在新加坡工业化的成功推进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已为世人所肯定，这使他成为国际上极少数既有经济理论又有经济实践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在亚远经济委员会任职的１８年间，他足迹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努力寻求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也使得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方显廷的人格魅力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何廉回忆起自己这位终身挚友时说：“方在南开从１９２９年一直呆到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８年他转到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任研究主任。在这２０年间，他是我最亲密的益友良师，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很多应该归功于他的博学的贡献”（《何廉回忆录》，第４３页）。
南洋大学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时任新加坡驻日本和韩国大使，同时也是新加坡著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的黄望青先生，在《方显廷回忆录》序言中也高度评价了方显廷的人格：
方博士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真诚的社会工作者。他总是乐于对他所认识的任何人，以及他所住过的任何国家，给予全心全意地奉献。在方博士自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在新加坡的３年之中，除了如上所述他在南洋大学的工作外，他还指导和主持了几次研讨会，内容聚焦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前景；同时，在１９７０年，他进一步发表了著名的单行本《新加坡经济发展之战略》，指出通向新加坡工业化成功之路。对于新加坡来说，方博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朋友，同时也是我国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与工业家们可尊敬的老师。
这些评价对于方显廷来说是实至名归。
四
寓居海外的著名政治家和学人有不少留有口述历史，回忆录则是由他人在记录他们口述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方显廷回忆录》却是由方显廷用英文亲笔撰写的。在给女儿的信中，方显廷称这部回忆录“是自己七十年来自力更生的回忆录。”方显廷一生，勤于笔耕，凡事必有所录，务求详尽，因此，这本回忆录一方面反映了他那一代中国学者的特殊经历和共有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如参加中国政府战后工业化方案的制订、在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等。
方显廷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他的祖国却几近被遗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西方经济学家也逐渐成为大陆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做过什么样的贡献？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审视？《方显廷回忆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慎终追远！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后起者，不能忘记曾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做出过如此贡献的这样一位学人，不能忘记他曾经培育了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许多学者。在此，我们借用黄望青先生的序言中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谨将这位尊敬的教授的这本书，推荐给我们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们。
（《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９月版，３８．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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